九叶派诗人郑敏晚年为何重提“传统”?_光明网

10 10月 by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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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叶派诗人郑敏晚年为何重提“传统”?_光明网
作者:姜涛  郑敏先生是“九叶”诗人中的常青树,创造和思想的生机一向旺盛不衰。她于上世纪90年代初宣布的长文《世纪末的回忆:汉言语语革新与我国新诗创造》,借由西方后现代的言语理论,质询白话文运动“反传统”姿势对新诗的负面影响,在当年反思激进主义的思想气氛中,引起的反应远远超出了新诗乃至文学研讨的圈子之外,对话者、辩难者不在少数。有年轻一代前锋诗人就正面回应,提出新诗与“传统”之间存在杂乱的承继与转化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具有决定性,由于新诗的“现代性”恰恰体现为传统之外对“另一种审美空间”的寻求,乃至断语:新诗本身已构成了一种新的传统。这样的争议关于新诗而言,当然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从古典诗篇的审美体系中破茧而出,新诗与传统的所谓“开裂”,既是它的起点,好像也构成了某种前史的“原罪”,有关新与旧、古典与现代、保存与前锋、“我国性”与“非我国性”的争论,后来也一向不停于缕,内化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问题结构,限制了、也鼓励了百年新诗的前史打开。从这个视点看,郑敏先生的质询,并不外在于这样的问题结构,甚或能够看做是这一结构性张力在“世纪末”的又一次闪现。这本“小书”录入的长短文章,一多半都是写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和新世纪初,记录了她一个时期内涵这个向度上密布的考虑、持续的掘进,其间的观念和论说方法,多有堆叠,也能见出其心境的急切、诚恳。  作为一位上世纪4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郑先生在晚年为何重提传统、从头“发现”传统,且苦口婆心、重复申说,这当然不简单是一种情绪的翻转,也并非是受“时潮”影响,而是有其内涵头绪,也是出于对今世诗篇开展情况的关心。依据郑先生的自述,她的诗篇创造有两个顶峰时期:一是在西南联大时期,跟从冯至等先生习诗,神往诗中的哲学境地,开展出独具特性的智性书写;二是在80年代中期,诗人重访美国,译介美国今世诗,研讨解构主义,认识到要“极力防止理性逻辑,而让沉淀在我的无认识中的力气自己活泼起来”,因此有了新的醒悟,写出系列组诗《心象》。应该说,这第2次写作顶峰的重临,不仅仅一种“归来”,更多是艺术上的一次自我打破、转化,并且与朦胧诗、后朦胧诗等今世前锋诗潮,处于一种同步与共生的联系之中。或许正因如此,关于年轻一代诗人的写作、姿势以及诗中泄漏的文明认识,郑先生一向坚持高度重视。她的“传统”之论,也并非枯燥的学院讲章,而是时间针对今世诗篇的种种问题、弊端,弥漫一种对话的热心。  郑先生说到,在上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卞之琳和冯至这两位教师,在诗风上分属“英德两系,各不相干”。假如说卞之琳的诗,偏于英法的现代主义,比较能用机敏的巧思,处理繁复的现代经历;而冯至的写作,则更多接近歌德和里尔克的风格,兼具艺术性与哲理性,又内涵杜甫的人世情怀。从文学走向哲学、又回到文学的郑先生,不知不觉中好像更赏识冯至宛转隽永,又带有超凡脱俗的精力质量的写作。她常引证海德格尔的话,说“诗篇与哲学是近邻”,以哲学精力为见识,以人文思想为内涵经纬,寻求一种生命认识的完好体现、一种古典的造型之美,这或许是郑敏先生点评“今世”,回溯传统的一个基点。  因此,关于20世纪艾略特一路蒙太奇式的现代美学,郑先生虽有深化的体认,但从心里的兴趣上讲,或许仍是有必定的距离感。关于今世诗坛上形形色色的“试验”、“立异”,关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众多的所谓我国式的“后现代派诗篇”,更是持一种检视、批判的情绪,以为反抒发、反诗语,写日常、泛散文明的倾向,会让诗篇变得平凡、琐屑,而一味寻求“个人化”也会导致精力六合的狭小。引进传统的维度,郑先生诲人不倦地谈古典诗篇的境地、格律、辞藻、结构,看似常识的重申,处处聚集于今世的“纠正”,或者说以传统为论说的场域,意图在于打破新诗现代性的迷思,指向了一种新诗开展前景的火热等待。  当然,从某种“此中人”的视点看,郑敏先生对90年代之后的今世诗篇,好像还少了一点近距离的怜惜,所谓平凡化、浮泛化的现象确实存在,但并不是这一时期诗篇的悉数,90年代之后的今世诗篇也不乏从个人的视点深化实际、深化前史的尽力。但抛开详细的现象点评,单一的、逐新趋异的“现代性”逻辑能否持续支撑新诗的打开,今世诗如安在更开阔的文明与前史视界中幻想本身的出路,这些确实是诗篇写作者、批判者和研讨者都应该考虑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郑先生谈新诗与传统,一起也谈诗的文明职责、前史方位。在《诗与前史》等文章,她关于后现代与后工业社会带来许多弊端,关于高新科技、全球化导向的新的战役与役使以及以诗为代表人文思想往何处去的困惑,表达了深深的担忧。由诗及文明、及前史、及人类的全体境况,对诗之文明任务、前史认识的重申,在我看来,这是郑先生这一代诗人、学人浓郁人文情怀的一种表达,也是她经由“传统”反思“今世”更为深层的要义。  论及新诗与传统的联系、新诗的前史与未来,郑先生着眼于大处,寄怀深远,但不能疏忽的是,她对详细诗篇著作的细读、品鉴,也尤为精彩,如对弗罗斯特诗中“高层建筑结构”的剖析、对穆旦诗中对立张力联系的提醒,以及对冯至《十四行集》音乐性的评论,都可谓经典。郑先生是英美文学专家,关于20世纪的现代诗学和批判理论,有适当纯熟的掌握,她的解读能深化到文本的肌理之中,提炼出诗意生成的共同结构。这种现代诗学的眼光,也延伸到她对我国古典诗篇的剖析中。被“我们小书”《新诗与传统》中收入的多篇文章,都围绕着“新诗能向古典诗篇学习什么”这一中心问题打开,结合详细著作,十分详尽探讨了古典诗篇在境地、结构、辞藻、音乐性、画面性,颜色、炼字等方面的审美特质,即使仅仅常识性的议论,也往往暗含了一个现代诗人的共同洞悉,赋予经典的诗篇、名句一种新的现代气味。  郑先生屡次论及古典诗篇的“境地”。她以为“境地”,是一种道德、审美、常识混合而成的对生命的体会与点评,是一种民族心灵的呼吸。她说诗篇假如缺少了“境地”,缺少了有形又无形的呼吸,便会“顿失光泽,仅仅一堆字词”。郑先生自己的文字,丰满舒畅,就坚持了一种芳华的光泽,也有一种舒放自若的呼吸之感,并非出于一种冷漠的专业心态,时间跃动鲜活的写作经历,也传递了对诗篇文明的决心。在郑先生看来,新诗应该安身广袤的人文精力,不断罗致传统的甘泉,这样才干有更远大的出路;那么由这样的汁浆内涵滋补,于言语的枝头,不断开放感触与思想的新芽,无疑也是“新诗”之“新”的美德地点。(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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